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推出了一项项深得人心之举措，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些举措和思路直指顽疾与病根，既可产生扬汤止沸之效，也可达成釜底抽薪之功，只要坚持并深化之，必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步入新境界，助推中国梦。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十分关注和研究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言谈和举措，其中又以三大理念和举措为重点，我把它们总结为三部曲，认定其中折射出清新的执政理念。

　　第一部曲：广东深圳行释放的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走的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路线，也是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与路径。中国的政治领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其第一次带有宣言性政治活动必含价值观与执政理念，甚至伴随其执政全过程。也就是说，在多个选项中总书记取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或起始点，充分反映了他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国家体制改革的意志。心向往之，必力推之。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功效决不仅仅是经济腾飞，还是一个民族的觉醒和一个政党的自我超越，如港媒评价：“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当然，期间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难题，这些都是更难解决的精神和体制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习近平广东深圳行，原本就包含着政治家的勇气，直面矛盾，勇往直前。简言之，中国未来发展只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前行而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

　　目前党和政府内大量官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特权思想，社会存在极左、极右两种思潮激烈对撞，再加上阶层分化和利益分配失衡，致使矛盾叠加。既然绕不开躲不过，就需要政治领袖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有力有效的措施改变精神懈怠，重新焕发改革开放之初那种热情、激情。

　　第二部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映的是法制和宪法意识

　　在参加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尽管邓小平曾经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但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上任之初即明确态度，意义仍然不可小视。

　　习近平同时认为，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不利于推行宪法的诸多问题，包括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鲜明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约束权力很多人都在讲，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即便如此，我们更看重的还是习近平的宪法意识，这有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原因。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过著名的“窑洞对”，面对黄炎培提出如何跳出“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的实践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就不会发生“文革”这样的国家灾难，也不会有邓小平那振聋发聩的话：“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

　　能不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检验和决定着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问题不复杂，解决起来不简单，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政治优势与传统经验的升华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权力失控的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归咎领导人的失误，必定存在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说，习近平的宪法观就是克服社会主义国家通病的良药，是必由之路。

　　第三部曲：“八项规定”引领的是执政党与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

　　中央一系列举措中最见成效的是“八项规定”。习近平主导的这一举措，最大意义和价值不在遏制不良行为，而在引导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当我们把这一举措与他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结合起来，会更为清楚。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重视举措背后的价值观与精神追求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一党执政，而坚决不走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体制，恐怕不能归于维护既得利益，也未必是因为历史功绩，很重要的是自己追求的远大目标最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失去了这样的精神目标，势必落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个价值判断：政党不存在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某一利益集团进行的博弈活动。这也是西方政党轮替的伦理基础。如果共产党没有远大而又高尚的政治目标，所追逐的和其他政党没有差异，都是功利目的，那么就必然会走政党轮替的道路。

　　即使从执政党的成员乃至国民的精神大厦和价值追求的角度看，强化精神弱化感官刺激，也是改变目前幸福指数下降、痛苦指数上升的最重要途径。较早以前，习近平在谈及学雷锋时曾说过要“学习雷锋的幸福感”。这引发人们很多的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人一旦沉溺于物质和感官，只能进入贪欲无度，结果也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人原本就是物质和精神结合的产物，物欲膨胀，精神追求必弱，反之则亦然。为什么官员队伍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不能全归咎于制度的漏洞，很重要的是缺少精神追求。我们经常讲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现象比我们少得多、轻得多，有制度的原因，也还有不想贪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人不想贪，很重要的是丰富其精神世界，改善其价值追求。所以说，“八项规定”真正从观念到制度上都得到切实落实之时，中国官员的道德和人文品质必将得到大幅提升，那时讲为人民服务才能找到扎实基础。又由于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所以全社会的物欲过强的局面才有可能扭转，道德状况才有可能改善。中国走向世界、引领世界才拥有了民众基础，这也是笔者撰文，认定“大国崛起于精神”的重要原因。

　　如果深度追寻，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的途径和举措。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思潮产生出来，特别是世界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迁移后，我们遇到的挑战远大于西方，因为西方的精神世界原本就来源于宗教信仰，政治生态的变化几乎不影响其社会和民众，甚至不影响其政党的精神和价值系统；我们就不同了，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原本就来源于政治活动或政治斗争。一旦政治系统出现根本变化，其精神冲击不可能不大。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将领王尔琢写的挽联就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革命胜利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原因在于如果放弃了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由揭示阶级矛盾而来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则无以生长。为什么改革开放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社会上迅速出现了“远离崇高”思潮，结果走到“穷得只剩下钱了”的窘境，原因同样在于此。可以说，不能打通革命与执政的精神脉络，不能为执政集团的成员找到精神归宿，讲政治再多，制度规定再多，都不会改变腐败横行。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习总书记改革论述蕴含的战略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改革”成为强调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战略新思路，对中国改革目标模式设定、变迁路径选择和改革过程控制等顶层设计问题的系统性、规律性和有效性的思考不断清晰和深入。理解总书记的讲话内涵，有利于把握未来中国改革发展趋势，凝聚共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目标模式设定：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重树中国制度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这一目标模式是我们必须为之奋斗而达到的远景，是一种宏观和抽象的意愿表达，回答了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问题。改革目标模式设定能够凝聚人心，明确方向，激起人们为之奋斗的热情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的本质和任务作了具体阐述。“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开创发展新局面，就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我们将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华民族是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早自秦汉就进入盛世， 疆域版图辽阔，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巨大，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近代中国由于思想和制度远远落后于世界制度文明的潮流，由盛转衰。中国人民经过90多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终于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制度更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其巨大的效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进一步完善中国制度，重树中国制度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基石。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推进改革，我们要以国际视角和思维方式，着眼世界基本态势和时代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与世界大势的互动中，从世界大国不同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中，研究中国改革战略，才能更好地把握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实现中国梦，要让全体中国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必须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稳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变迁路径选择：以全球视角和历史远见把汲取人类成功经验和走中国道路有机融合，走中国改革创新之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向前发展。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理性引导改革潮流，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之路，是政治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上堪称最伟大的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经济改革当量最大、全球影响最强的巨大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如何顺利达到胜利的彼岸，其中所蕴含的逻辑与规律亟待更深入的认识。制度的形成带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刻烙印，特别是在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国家，制度演变更是如此。诺斯在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的土壤，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世界上绝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制度形态，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现代化发展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正式制度形态都与不同国家历史传统、发展水平、文化环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铸造出人类发展的典范。如果新的正式制度改革失去与本土条件融合的基础，就会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今天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再到埃及的现实让我们更加警醒。中国漫长动荡史带给社会对国情的理解和对稳定的珍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浪漫的愿望不等于现实，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是对改革的干扰。卡尔·马克思经常引用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板，必须在学习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既要不断改革，更要不断创新。一要强调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须是自主创造的，是战胜并超越自我。如果改革创新所导致的结果是丧失自我，便不是改革创新，而是自我毁灭。二要强调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虽然要借鉴学习别人的东西，但其结果绝不能与任何已有成果雷同。因此，照搬照抄即使行得通，也不是改革创新，而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三强调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应符合世界文明潮流、体现时代脉搏，能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开创未来，而不是历史倒退。中华民族具有海纳百川、改革创新的传统，我国不仅产生了“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大运河等伟大创造，更是以诸子百家思想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宝库。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本身就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选择中的改革创新。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一条捷径。但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简单的移植政治构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等宏观的制度大多是不适宜的。所以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自主实践基础上对外来的经验进行取舍和适当的修正。制度先进与否，归根到底必须以它实际上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来衡量。实践是检验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唯一标准。

　　改革过程控制：讲政治、讲科学、讲艺术，加快立法进程、建立实施机制、完善动态纠偏反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要说今天的中国面临什么问题和挑战，只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也许一目了然。但是，怎么改革才是重中之重。这包括，到达胜利彼岸的过程中，如何既发挥基层首创“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权威的改革组织协调，做好顶层设计，如何化解阻力、凝聚共识、积聚正能量，如何把握好新与旧、破与立、废与建、稳与乱、动与静、快与慢等的均衡和力度，如何处理好战略和战术、政策和策略、节奏和分寸、手段和技巧、有为与无为等关系。这既需要激情，更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

　　改革过程控制，既要讲政治，也要讲制度顶层改革设计的科学技术细节，还要讲艺术。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采用一刀切的形式，不作急功近利的承诺。利益矛盾的协调不是靠道德说教，根本手段是要靠社会整合和制度。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同时完成、一蹴而就，多领域同时爆发的改革会强化选择与后果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使理性的设计变得困难。因此，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规划，有序推进。要强调动态调整，实事求是解决制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施行过程中不断调整最初的设想。在看不准的情况下，宁可采取相对温和缓慢的改革步伐，尽可能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阻力和震荡，同时也给不断调整改革结果提供时间、空间。

　　改革过程控制要抓住三个关键环节：良法、实施机制和动态纠偏反馈机制。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是改革的突破口，良法是改革的基础，要建立与中国发展和治理相适宜的法律制度体系。实施机制是改革的关键，法律如果不加以实施，无异于纸老虎，不足为惧。没有罚则的制度是无效的，没有激励的制度是低效的。建立动态反馈纠偏机制，重点要防止歪嘴和尚念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真正有序的改革也许是静悄悄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立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近著《中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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